更新：2024-10-08 00: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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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在向中国输出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派出自己的代表到中国就地指导革命，而且挑选中国青年到俄国接受革命教育。
最早的人数有限的留俄学员，是中共早期组织从国内派送的，他们集中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
1、留俄学生内部的矛盾
1923年4月，一批旅欧学生分别从法、德、比利时等地被中共派到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为了便于管理，在莫斯科的20多个党员自行组织了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独立于联共(布)党之外，直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行事。
但是东大俄共支部委员会，认为中共旅莫支部不合法，决定将其解散。于是旅莫支部给国内写信，请求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协调，允许其存在。
陈独秀立即写信表示支持，使旅莫支部暂时得以保存，但因此也使中国留俄学生与俄国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种矛盾随着1925年中国留俄学生日益增多又引发了留俄学生内部之间的矛盾。
1925年，一是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从国内来东大学习的党员干部日渐增多；二是孙中山逝世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
大批来自国内的留俄学生中，有一些是党龄较长资历较深的中共干部，如俞秀松、董亦湘等人。
这时，东大和中大的旅莫支部不仅没有考虑吸收他们进入支部领导层，而且其负责人由清一色的旅欧转莫人员担任。
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努力把留俄学生培养成革命战士的有关指示，对东大和中大的留俄学生进行严格的思想组织训练，突出地在学生中贯彻思想改造原则，甚至鼓励相互揭发批判和打“小报告”。
这引起了相当部分学生的反感，他们接二连三地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表示对旅莫支部不满。于是，俄国人以此为由，解散了这个于它领导之外的中共旅莫支部。
但是按照苏共组织原则组织起来的隶属于苏共区委的新东大、中大校总支部委员会，仍旧主要由旅欧转莫人员负责。因此，中共旅莫支部的解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两个大学的学生意见分歧。
2、“支部派”与“教务派”之争的缘起
而且，此后由于俄国人之间矛盾的介入，留俄学生之间的意见分歧便日益演化成激烈的两派即“支部派”与“教务派”之争。
支部系统以傅钟、李俊哲、张闻天、沈泽民为骨干，教务处系统以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为骨干，两派围绕着许多具体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结果在斗争中形成了一个能够极大地左右着多数同学情绪的举足轻重的所谓“第三派”。
“第三派”先是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支持支部派关于撤换教务处领导人及部分俄国教员的意见，于是教务派遭到沉重打击。
接着“第三派”又与教务派学生联手，在有苏共区委参加的改选总支部委员会的大会上，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支部派，使总支部委员会书记和两名从事党务工作的俄国人被撤换，其骨干张闻天、沈泽民二人被口头批评。
这样的斗争结果与米夫和陈绍禹（即王明)的参与分不开。
1927年夏天，在中大支部派与教务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王明陪同米夫正在中国考察，先后到了广州、上海和武汉等地，4月，在武汉列席了中共五大。在武汉时，米夫与瞿秋白第一次相遇。
五大召开期间，瞿秋白发表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著名长文，以及中共党内、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激烈争论等，给米夫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瞿秋白对米夫的“第一印象”如何不得而知，因为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3、矛盾的升级
1927年8月初，王明随同米夫回到莫斯科。当时中大教务派与支部派的斗争形势是，教务派刚刚被压了下去，支部派正在势头上。
王明以其学生公社主席和陪同米夫出访的干部的特殊身份，不加选择地立即加入正在秘密酝酿中的反对支部派的行动。这样，王明既得到了“第三派”的支持，又得到了教务派的信任。
在这两派的拥戴下，王明当上了中大总支部委员会改选大会主席团的主席。开头几天他认真履行其职责，与反对支部派的人默契配合，弄得支部派的人无招架之功，被联共区委以决议的形式宣布犯了错误。
但是在如何处罚支部派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的问题上，王明开始与反对派的态度出现分歧，因此，在选举新的总支部委员会时，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王明却未能入选。
但由于原中大校长职务被撤和调离中大，米夫正式升任中大校长，不久又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所以作为米夫的翻译和助手，王明在中大的地位日益稳固，在留俄学生中的势力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在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中，也产生了与中大如出一辙的矛盾和斗争。这时东大的支部委员会副书记虽然是1925年从国内来莫的武胡景，但支部委员会中的其他三人全都是前青年团旅欧支部的负责人。
1926一1927年，从国内来了相当一部分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干部到东大学习。
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东大支部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工作方法看不惯，认为学校的教学内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学生几乎得不到有关中国党的任何中文文件，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先后有两百多中国党的干部前来东大参加军事班短训，结果发现自己进入东大后完全远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党的决议看不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无法适应，翻译的态度和水平也让人无法接受。
而支部领导人及其属下的翻译们则一味袒护校方的做法。
于是，支部委员会与部分学员之间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12月国内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而学校当局执迷不悟，反说是少数人故意捣乱。学生们忍无可忍，纷纷上书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
不仅如此，12月16日东大100多名军政班学员到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地附近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改进教学工作。
4、共产国际的调解
事件发生后，1928年1月20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东大冲突调解委员会”。
恰逢向忠发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活动，于是他受共产国际委托，参与调解。
随着事态的发展，2月2日向忠发致信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表示要对东大党支部负责人安德列耶夫（武胡景）、普列斯涅夫（黄士嘉）、奥布霍夫（竺廷璋）和伊格纳季耶夫（宗锡钧）4人等严加处罚，建议将其开除出东大，遣送回国，因为他们不顾禁令，仍继续进行原先的分裂活动和闹事。
在信中，向忠发还请求联共（布)中央追究东大校长舒米亚茨基的责任。
在写此信的同时，向忠发还向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东方部递交了《关于东方大学中国部同中国劳动者大学合并问题》的书面建议。
2月27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会议，听取东方大学冲突调解委员会的报告，并对有关问题作出相应的决定：
即认为东大冲突是由东大领导人在对中国同志进行党的工作和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引起的；军训班学员不满情绪的表达方式是严重捣乱和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解除校党委书记韦尔特纳的工作，开除党支部负责人武胡景等4人出校；责令带头“闹事”的鲁易、李侠公、朱代杰、贺声洋等群众领袖离校；对舒米亚茨基提出批评；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委员会提出改进东大工作的具体措施等。
中大和东大的学生派别斗争，虽然经过这些组织处理，但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
相反，由于向忠发的介入，特别是随着苏共党内斗争的激化，事情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当瞿秋白以首任中共代表团团长留驻莫斯科时，他不得不面对留俄学生派别斗争留给他的严重“后遗症”。
5、棘手的“江浙同乡会”事件
就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会议处理中大冲突的2月27日这一天，向忠发和李震瀛同共产国际的索洛维约夫就中国留苏学生问题进行了例行谈话，他们向索洛维约夫反映了一些情况，其中包括不久后引起轩然大波的“江浙同乡会”问题。
向忠发是怎样知道这一情况的呢？
原因是他参加完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后，在莫斯科期间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经常到中大、东大及莫斯科各军校了解中国学生的思想和学习情况。
在与各校负责人座谈的过程中，向忠发首次得知留苏中国学生存在着严重的派别问题。
不仅如此，他还从“一位中国同志”那里了解到：
在留苏学生中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又叫“储金互助会”，有40多个参加者。
这位中国同志叫郑家康，是苏联克格勃（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专门负责华人方面的情报侦察工作，其妻是中大学生。
向忠发得知这一情报后，一面密嘱郑家康进行秘密侦查，搜集证据，一面向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
6、“江浙同乡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这个引起向忠发高度关注的“江浙同乡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此，我们引用当时被打成“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经济学家孙冶方1980年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来说明其由来：
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乌兰夫)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綦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院的陈启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当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大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得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其中陈启礼、左权两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董亦湘等在我房间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
从孙冶方的叙述来看，“江浙同乡会”或者说是“储金互助会”，只是同乡之间的感情联络，或者是同学间经济方面的友情互助。
这件事情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由于董亦湘是“教务派”，所以这件事情又自然地与留俄学生中的“支部派”与“教务派”之间的斗争纠缠在一起，同时随着莫斯科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同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日益尖锐化，人们对党内小组织格外警惕，于是向忠发向米夫提出要进行政治追查。
但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速度令向忠发很不满意。
1928年6月5日，向忠发和苏兆征（于1928年3月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与向忠发一起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表示，他们到莫斯科来已经几个月了，早就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些中共今后工作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共产国际也就这些问题作出了具体决定，接着，他们在信中列举了10个应该解决却没有及时解决的问题，其中被列为第一个问题的就是“江浙同乡会”。
7、“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发酵
在追查期间，留俄学生之间互相揭发、攻击和猜忌，人人不得安宁，而那些受到嫌疑的学生更是天昏地暗，在人间地狱中度日如年。因此，学生们因为“江浙同乡会”问题不断上书、上访来莫参加六大的中共代表们，造成局势不稳，给米夫带来了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米夫于6月26日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在中大党务报告会上，突然宣布“江浙同乡会”组织已经解散，清查工作结束。他明确要求中国学生迅速停止关于这个问题的争吵，着手改善同志关系。
1928年7月中旬，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宣告闭幕。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烧向“江浙同乡会”。7月14日，他召集代表团开会，当众宣布“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和中央查处这一秘密组织的决心。
向忠发作完报告后，王明接着作了对“江浙同乡会”盖棺论定的系统发言。
王明认为，江浙同乡会的来源是中山大学此前的派别斗争，即所谓“教务处派”和“支部派”之争，其基础是教务处派，即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人。
在王明发言的基础上，会后形成了一个《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这个中共中央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正式文件，是由向忠发亲自主持制定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中央解决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基本依据。
向忠发做完这项工作后离莫回国了。于是问题便历史地摆到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面前。
一边是学生不断地到代表团反映情况，上诉上访，一边是新中央作出的要求严厉处罚的决定，于是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等决定前往克格勃要求查阅有关材料。
但是他们被告知，有关此一事件的所有资料都被苏共中央监委调走。原来是左权、陈启科、胡世杰、尤赤、郭景纯等因“江浙同乡会”问题而被开除的军校学生，6月底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信申诉。
7月27日，苏共中央监委召集有关各方如共产国际、苏联军委和克格勃的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宣布由上述三方加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同成立“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负责调查解决这一问题，雅罗斯列夫斯基自任主席。
参加事件调查委员会的中共代表团代表是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
经过近半个月的阅读材料、听取证词、与各方负责人谈话等，雅罗斯列夫斯基于8月10日正式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
根据该大纲的意见，联共（布）中央监委起草了《关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问题的决议》。
决议认为“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指控被怀疑参加这个互助会的同志反革命、与国民党右翼军阀分子有联系、支持（谭平山等人的）第三党、试图夺取中共领导权和实现这类政治目的，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并认为“江浙同乡会”一案“已被撤销”。
9、“江浙同乡会”事件的余波
当时中共代表团参加这次联席会议的代表是周恩来和苏兆征，瞿秋白因病没有出席会议。
自从4月离开上海来到莫斯科后，他接连参加了两个“六大”（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紧张的工作，过度的劳累，使他的沉疴肺疾复发。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周恩来和苏兆征并没有轻易接受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结论和联共（布）中央监委的决议。
中共代表团仍然坚持向忠发的意见。但是，通过调查和这次会议上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周恩来等人也意识到，前此向忠发等人和克格勃用来为所谓“江浙同乡会”及嫌疑者定案的种种证据，确实很难完全成立。
有鉴于此，中共代表团不得不在下列两方面作出重要妥协：
一是放弃对众多学生的指控，将“江浙同乡会”分子锁定在蒋经国、卢贻松、孙冶方等12人身上，周达文被排除在外，而俞秀松则被置于怀疑之列；二是依据新中央通过的决定，坚持对“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动性质的怀疑，但把它当做内部问题来定性和处置。
在此基础上，8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致信联共中央政治局和联共中央监委，表明对“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态度。
8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受理了中共代表团的来信。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安排下，苏共中央监委、克格勃和中共代表团再次举行联席会议，以期达成三方一致的意见，但这种协调和努力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虽然中共代表团在对“江浙同乡会”性质认定问题上已作了重要妥协，但与联共（布）中央监委仍然存在着分歧，如坚持认为：
“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存在过；它的性质至少是党内以同乡或亲友为基础的秘密派别组织，其发展前途有成为政治性质的可能；对其成员必要时仍须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等等。
实际上是因为中共代表团已经让无可让了，再让下去，总书记向忠发过去的一切说法和中共中央就此得出的结论，必将全部推翻。那样的话，新中央的威信将要受损，因此事而在中国留学生中间形成的严重对立，将使早已存在的派别问题更加复杂化。
面对复杂微妙的局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放弃以各方联席会议方式解决“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打算。
1928年9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江浙同乡会的决定并通过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草案”。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到此为止了。
但此后关于“江浙同乡会”到底有还是没有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留学生，有的认为有，有的认为没有，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对立情绪非常严重。
实际上，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还在巴库疗养期间就已陷入这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纷之中。
早就有人别有用心地将他指为“江浙同乡会”的后台。
还在雅罗斯列夫斯基调查“江浙同乡会”问题期间，就有人反映说：
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与“江浙同乡会”有嫌疑，说瞿秋白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组织自己的一派，而那些“江浙同乡会”的人为使同乡会得到发展，必然与瞿秋白等人发生关系。这种“分析”可谓有鼻子有眼，让人忍俊不禁。
它表明因“江浙同乡会”问题引起的猜忌、倾轧有多么严重和可怕。到1929年，在苏联的政治大清洗中，“江浙同乡会”更成为王明和米夫等人排斥异己、打击瞿秋白的一把利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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